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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兴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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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自上世纪90年代在堪萨斯州兴起以来,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但这些研究大都是从新闻角度出发的。事实上,欧美国家一贯以古希腊的公民社会为其参照,因此,本文拟从政治传播的角度,以古希腊的公民意识特征为基础来考察“公共新闻”运动兴起的背景和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对现代美国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推进,从而更深层次探讨“公共新闻”运动对美国现代政治民主的影响。

    “公共新闻”运动与公民意识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一场由新闻界领导的新闻策划运动,对这一新出现的反潮流的新闻运动,美国新闻学界和业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波及到中国新闻界,曾一度出现过“公共新闻”研究热潮,国内一些“民生新闻”电视栏目也标榜为“公共新闻”。美国“公共新闻”尚在发展之中,因此专家们都拒绝为其下一个定义,但是这样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想必可以大致展现出“公共新闻”的含义——“公共新闻,在美国又被称为‘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其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①

    但是,“公共新闻”仅仅是一种新闻媒体的策划吗?事实上,“公共新闻”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它在呼唤公民意识,是对古希腊公民意识的回归,这种回归也映照出美国“公民社会”真正缺乏的恰是公民意识,笔者认为,这才是“公共新闻”运动引人瞩目的原因。尽管这场运动是由新闻界发起的,研究者多为新闻学者,但是,它具有更深刻的研究意义,那就是探讨“公共新闻”所反映出的公民意识缺乏的危机和民主社会的自我完善。

    西方社会把古希腊的民主制当作西方政制的老0,借以强调其对民主社会的向往是与生俱来的,比具有1传统的东方社会拥有更“高贵”的民主血统,但历史说明,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但也是在古希腊,民主权利和民主义务得到了典范式地实行(尽管只是奴隶主阶层的民主)。如今,美国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公共新闻”运动的兴起说明了这种民主的局限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不能给他的公民以充足的理由来热爱国家、关心公共事务,这种民主的积极意义就会得到削弱。事实上,美国人的公民意识越来越淡薄,他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参与投票的积极性不高,选民在减少,公民选举受媒介影响而缺乏主见和独立思考,一句话,社会0现了民主荒废的忧虑。公民是民主的主体,当公民意识减弱时,直接遭受冲击的就是民主本身。与此对应,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可能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民主制度无法相比,但古希腊人的公民意识是极强的,“公共新闻”运动要提倡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公民意识,一种公民责任感。

    现代美国,公民意识培育的温床?

    古希腊公民以自己是公民为骄傲,他们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和积极程度让现代人感到汗颜。“对于3万到5万名成年的男性公民而言,参政无疑便是参与我们所分析的这个繁复的政治体系。陪审法庭,虽然需要动员大批人力,却往往人满为患,甚至许多人竞相角逐担任陪审工作。500人会议,也总是出现额满的盛况。陪审法官和500人会议成员每天支薪,对许多人而言,无疑是一大诱因。然而,支薪是为了确保即使最贫穷的公民,也能履行这些义务,在民主体制中扮演应有的角色。”②这段话描写了古希腊民主的典范——雅典社会中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他们热爱雅典,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雅典“黄金时代”的首席将军伯里克利在悼念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时发表的《论雅典之所以伟大》的演讲中这样说,“在生活方式上,我们既文雅,又简朴,既培育着哲理,又不致于削弱思考。……我们既关心个人事务,又关心国家大事;即便那些为生活而奔忙的人,也不乏足够的参政能力。因为唯独雅典人(拥有公民权的雅典公民:笔者注)才认为,不参与国事乃平庸之辈,而不止是懒汉。”③强烈的公民意识使他们投入到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中,构筑起了几千年来为世人赞美的民主。

    美国现代公民意识不可说不强,但在它完善的民主制度下相形见绌。以古希腊为参照,可以看出,古希腊公民的公民意识之强并非自然形成的,有其特有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是现代国家所不完全具备的:

    最根本的在于古希腊直接民主制度的建立。在雅典,公民们不受任何个人或集团反复无常的意志的统治,而只接受符合正义的法律的统治,享有1和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许多官职从公民中抽签产生,重大问题要经在全体公民面前的辩论。这种制度本身提供了有效的公民教育,使得公民感到个人意志有机会介入到影响决策的过程,公民能够在城邦事务上感到自己的分量。而在现代美国,从表面上看,其民主制度要较古希腊更加完善,更能充分体现每个公民在社会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实行的是“代议制”的民主,而不是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实际参与程度是相对较低的,他们不能完全掌握诺大国家所有的动态,这就成为他们发挥作用的一大障碍,而雅典却不是如此,“雅典法庭审理案件范围既异常宽广,有报酬的陪审员制度又是中下阶层公民的极好的政治教育的机会。唯有当广大公民对国家大事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才不致流于形式。”④

    同时,地域性的差异使现代公民没有可能参与到全部的公共生活中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表达过,“过多人组成的城邦……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邦,因为它可能难于拥有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一个城邦最适度的规模是其人数最多时能自给自足,且人人都生活在相互可望及之地。”⑤尽管亚里士多德所鼓吹的这样一种民主实现条件事实上没有在雅典得到完全的体现,但是,城邦的小地域、公民间的可交流性强的确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方便,也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而现代美国广阔的地貌和不同地域间的空间和文化差异对公民意识的培养不利,真正的公民意识必须是在频繁的公共事务参与和实践中才能建立起来。

    其次,公民实际上的基本平等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因素。地位上的不平等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古希腊的公民结构决定了它具有培养公民意识的土壤,而在美国,“人生而平等”实为地位上的不平等,这就使得公民没有平等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感,又哪里来的公民意识?

    雅典的发展历程就是王权不断削弱,统治权不断下移的过程,而雅典的民主自始至终都在维护公民主体的稳定和完整。在梭伦改革时,突破了传统的按血统和门第划分公民等级的作法,以财产为标准将公民划分为富豪级、骑士级、双牛级和日佣级。但是,等级之间的财富差别是很小的,最低者200斗(以粮食拥有量为标准),最高者也不过500斗,贫富分化并不严重,占绝大多数的公民是双牛级和日佣级的公民,同时,高级别的公民在享有一些低级别公民不能享有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这种公民结构有利于公民间平等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也有利于孕育出民主制度。

    再看现代美国社会,虽然美国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但贫富分化很严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使得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利用中,公民间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总统大选。按其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美国大选已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富人游戏”的境地。中产阶级固然可以参加竞选,甚至贫民也可以,但是昂贵的竞选花费是他们所承担不了的,因此,当有财团背景的“真正”的候选人铺张开他的“Campaign”时,那些有政治热情却没有金钱的人只能是竞选的陪衬,成为美国民主的点缀。尽管在雅典出土的证明陶片放逐法的实行的“陶片”中有这样的情形,“陶片上全写着太米斯托克利(在希波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希腊将军:笔者注),分属14个人的笔迹。显然这些陶片是预先准备好,打算说服群众反对太米斯托克利之后,发给他们使用的。”⑥说明公民在行使权利时有可能被误导,但是,由于公民在经济上的基本平等,在行使公民权利时也是差别不大的,所以,相对而言,美国的公民权的行使事实上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此一来,公民意识不强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再次,“国家总揽一切,古人不知道个人自由”⑦,个人美德与公民美德高度统一。古希腊对公民身份的认定非常严格,具有排他性,在于他们认为公民身份是与对神的信仰紧密联系的,“公民之位生自参与邦祭祀。他的一切民权与政权皆由此而生。若脱离宗教,亦即脱离权利。”⑧公民权之于古希腊人是带有神性色彩的。因此,国家对公民认可其公民身份的要求非常之高,以致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允许有个人主义倾向出现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说明了这一点。公民属于国家,“个人美德与公民美德是一回事情”,“人们献身于城市共和国,私人生活隶属于公共事务和公共的善(common good)”⑨。古希腊对公民责任的培养和要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斯巴达,儿童不受父亲的教育而受国家的直接教育,儿童时期就懂得了他们所吃的苦是公民义务。在雅典,公民完全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郝际陶在《古代希腊研究》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战争(伯罗奔尼撒之战 :笔者注)风云密布之时,伯里克利号召雅典人放弃田园,离开祖居的农村,入居城市,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许多人并不情愿,但还是不得不弃农投伍,靠从军所得谋生,农业生产受到破坏。”⑩在这里,公共责任大于一切,公民要为城邦作出牺牲。相反,现代美国强调个人利益,强调自我,公民有充足的理由爱自己,张扬个性,国家和公共的归属感变弱。尼采说,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都要重估,信仰中不再有权威,那么公民又是谁的公民呢?责任又是为谁而负呢?在此情况下,公民意识同样被削弱了。

    “公共新闻”运动呼唤古希腊公民意识的回归

    “教育的根本原则就是要让大家明白,为祖国而活是人生最佳的选择。”⑾G·T·鲍尔奇的这句话想要说明的恰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公共所属,才有明确的行动导向。而现代社会对理想的公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不管公事私事,都会尽职尽责;他热爱和平,促进社会稳定;他会竭尽全力地去扶正压邪;他能利用朋友和熟人之间的关系、工作交往以及社会地位等等有利条件去促进国家的进步,而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去抑制社会的发展 ;他会千方百计地去倾听同胞的意见、关注他们思想的提高和生活上持久的改善,坚决打击一切有害于他们的不良倾向。”⑿总之,就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有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意识。

    然而,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实现条件已经有了很大差异,相应地,公民意识培育的温床也有了很大改变。复制古希腊一切对培养公民意识有利的社会条件是难于实现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提高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无疑是必要的和迫切的。美国媒体认识到了这种责任。不可否认,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出于传统新闻媒体重塑与社区居民的联系、提高媒体的信任度、改善媒介环境的考虑,以期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与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竞争中占得先机。但从根本上说,新闻媒体看到了公民意识的退化,看到了这种社会危机,他们所做的是利用手中的媒介工具,让公民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来。在美国社会公民参政热情普遍下降、道德准则被搁置一边、人情淡漠的形势下,媒体领导的这一运动是对古希腊公民意识的回归,是维护美国民主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在“公共新闻”运动发展过程中,网络参与和传受互动进入了“公共新闻”领域,近几年“公共新闻”又出现了转向“参与式新闻”或者与“参与式新闻”融合的趋向,媒体在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有下降趋势,媒体竞争的痕迹也逐渐变淡,媒体在“公共新闻”运动中着眼于社会效益的做法越加明显,至此,“公共新闻”已不只是一场新闻策划运动了。

    那么,“公共新闻”是如何培养公民意识,引导公民走进公共生活的呢?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Tallahassee)市当地媒体发起的一场“公共新闻”运动,这场运动从1994年开始,经过一年运作颇见成效,媒体组织居民对城市或社区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调查,居民自行拟定了讨论的题目,包括未成年人教育、犯罪问题、社区与种族问题、发展与环境、职业与经济等几个方面,他们分组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拿出相应的解决计划,由媒体帮助推广和实施,比如,一个小组制定了成立社区组织以减少1滥用并使之为穷人服务的计划等。这次“公共新闻”运动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媒体与公民实现了互动,公民以积极的热情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改变了以往与公共生活相距甚远的状态,同时,促使政府部门关注公民的要求,使问题得到了解决。类似的例子有很多,这里不赘述。

    总之,“公共新闻”的发起是出于对公民社会现状的深切体会,根本上是为了唤醒公民意识的活动策划,而新闻媒体领导了这场运动,使得这场运动的影响被扩大了。从历史的角度讲,它是对古希腊公民意识的回归,是美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自我修复,毫无疑问,对古希腊公民意识特征和形成的认识对于从另外的层面上看待“公共新闻”运动兴起的背景和意义是至关重要的,而“公共新闻”运动的兴起本身也说明,公民意识是民主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探索培养公民意识的多种方式是有益的。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的“公共新闻”案例提供)

    注释:

    ① 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与争论》,《新闻战线》2004年第4期

    ② ⑥ [英]约翰·索利著,《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赵立行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P96,P48

    ③ 《文明探索》丛书编委会编,《古希腊--欧洲文明的火炬》,大象出版社,2005年,P187

    ④ 顾准著,《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P214

    ⑤ 转引自:[英]F·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唐均、赵沛林、宋继杰、瞿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P12

    ⑦ 这里引用的是古朗士著《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第三卷每十八章的标题,李玄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⑧ 古朗士著,《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P157

    ⑨ 以上两句引语均出自[英]戴维·赫尔德著,《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P20

    ⑩ 郝际陶著,《古代希腊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P235

    ⑾ 转引自W.F.Markwick, W.A.Smith著《造就完美人——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王泰祥译,李叶林校,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P248

    ⑿ W.F.Markwick, W.A.Smith著,《造就完美人性——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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